我國還有擴大大豆進口來源的可能嗎？

近年來，中美經貿摩擦日益升級，作為美國對中國出口的第二大產品，大豆已成為中美農產品貿易談判的敏感話題(Kapustina等，2020)。按照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2020年和2021年，中國自美國進口農產品將比2017年分別增加125億美元和195億美元，預計達到366億美元和436億美元。其中，2021年中國自美國農產品進口額將比2019年的實際進口額擴大2.10倍。可見，履行這一協議將對中國農業發展產生重要而又深遠的影響。但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署，並不意味著中美經貿摩擦的結束。相反，種種跡象表明，今後中美經貿摩擦加劇甚至由貿易戰演變為進一步對抗，很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農產品作為中美經貿摩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大豆是受影響最大的品類。長期以來，自美國進口的大豆對滿足國內需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應對中美經貿摩擦中，對美加徵關稅、減少自美大豆進口，往往被當作制衡美國的重要措施。那麼，中國能否在滿足國內大豆需求的前提下，拓展來自其他國家的進口渠道，進而長期大幅度削減源自美國的大豆進口？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不僅影響中美經貿關係，而且影響中國大豆需求的滿足，進而影響國家戰略利益。

從現有研究來看，薑長雲等(2019)指出，中國保障糧食安全要增強統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在大豆進口來源的研究上，韓冬等(2020)認為，中國大豆對外依存度較高，且主要進口來源集中在美國、巴西和阿根廷，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拓展大豆進口來源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高勇紅(2018)指出，中美大豆相互依賴度極高，短期內南美地區無法充分滿足中國的大豆需求。Zuenko(2018)認為，儘管俄羅斯官方對於彌補中美經貿摩擦下中方的大豆需求缺口充滿期待，但這一願景在短期內無法實現。魏浩(2018)的研究發現，中國反制美國進口大豆的措施使其失去競爭優勢，中國大豆進口轉向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俄羅斯等國，從而改變全球大豆貿易格局。可見，現有研究大多是在分析中美經貿摩擦的前提下，考察其對中國大豆進口產生的影響，例如陳偉等(2019)認為，中美經貿摩擦使中國進口大豆的價格小幅上漲，豆油和畜產品成本增加，可以提高中國農民大豆種植的積極性。李國景等(2020)發現，對美大豆加徵關稅，使得中國自美國進口大豆的成本上升，進而增加南美地區大豆出口中國的數量，長期內中國會通過尋找其他進口來源地增加大豆進口。但是，純粹考察中國拓寬大豆進口來源的研究並不多見，本文將對此進行專門研究。

長期以來自美進口大豆有效彌補了中國強勁增長的需求

作為大豆原產國，中國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豆主產國和出口國，大豆產量占全球的份額超過90％。但是，長期以來，中國大豆產量基本穩定或略有波動，自1996年以來一直保持在1500萬噸左右，最低產量為2015年的1237萬噸，最高產量為2019年的1810萬噸。自1996年從大豆出口國轉變為進口國以來，中國大豆進口呈現大幅增長的態勢，2001年中國進口大豆1394萬噸，2017年提高到9554萬噸，比2001年增長近6倍。

當前，中國三大主糧稻穀、小麥和玉米已基本實現自給，而大豆的對外依存度卻居高難下。2001年，中國大豆凈進口量占需求量的比重為47.1％，2017年提高到86.2％；儘管受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2019年仍高達83.0％。大豆已成為國家糧食安全戰略中最脆弱的一環。其中，巴西、美國和阿根廷是前三大進口來源國，源自這三個國家的大豆進口占中國大豆進口總量的95.0％左右。中國大豆進口的貿易依存度、市場集中度居高不下，存在極大的貿易風險和市場風險。

2018年和2019年，中國大豆進口量一度較2017年明顯減少①(見表1)，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受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的影響，中國對自美國進口大豆加徵25％的關稅，提高了美國大豆的貿易成本，推動了中國大豆市場向其他國家的轉移；二是自2018年8月起一度在中國蔓延的非洲豬瘟導致大量生豬被捕殺；三是近年來中國許多地方為了加強環保和減少畜禽養殖污染，片面加嚴畜禽限養、禁養措施，導致畜禽特別是生豬養殖量明顯下降。後兩個因素合力推動對飼用豆粕的需求明顯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短期大豆需求的增加。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非常態的性質，待其回歸正常後，中國大豆進口很可能再創新高。

美國是中國大豆進口的重要來源地。作為全球最大的大豆生產國，美國長期占據中國第一大大豆進口來源國的地位，2013年之後才被巴西取代。2017年，中國自美國進口大豆3285.41萬噸，占全國大豆進口總量的34.4％，在此之前的占比多年超過40％。2018年以來，中美經貿摩擦不斷升級，中方對自美進口的大豆加徵關稅，導致源自美國的大豆進口量較2017年減少了近一半。2019年，雖然中國自美國進口大豆減少到1701.46萬噸，進口額為66.86億美元，占全國大豆進口總量的比重下降到19.2％，但源自美國的進口大豆對滿足中國市場需求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短期內中國拓展大豆進口來源的途徑有限

從產品角度看，美國大豆種植的轉基因應用率高達93.3％(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2019)，換句話說，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大豆屬於轉基因產品。因此，在分析大豆進口來源時，可重點考慮轉基因大豆的生產國和出口國。雖然田國強等(2018)指出，由於品質和用途等差異，進口的轉基因大豆與國產的非轉基因大豆已形成明顯的市場分割；但是，本文分析的是拓展進口大豆的來源，而中國進口的大豆絕大多數被用來榨油，滿足國內對豆油的食用需求及對豆粕的飼用需求。因此，本文不對進口大豆的轉基因與否進行嚴格的區分。

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簡稱糧農組織，FAO)的統計，2018年，世界主要大豆生產國按產量從高到低排序依次為美國、巴西、阿根廷、中國、印度、巴拉圭、加拿大、烏克蘭、俄羅斯、玻利維亞、南非和烏拉圭等。按照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ITC)的統計，2019年，世界主要大豆出口國按出口量從高到低排序依次為巴西、美國、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烏拉圭、烏克蘭、荷蘭、俄羅斯、羅馬尼亞和克羅地亞等。因此，除中美兩國外，世界上既是大豆主產國又是主要出口國的國家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加拿大、烏克蘭、俄羅斯和烏拉圭，這些國家可作為中國擴大大豆進口的備選來源地。

為了防止潛在國的遺漏，除中美兩國外，本文考察了2019年世界大豆產量超過100萬噸的所有國家(見表2)。從短期來看，全球能進一步擴大對中國出口大豆的國家並不多。首先，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對中國出口的大豆占其出口總量的比重較高，2019年分別達85.8％、77.9％和69.6％，進一步擴大對中國出口的潛力有限。其次，巴拉圭因外交、歷史等原因尚未直接對中國出口大豆②，近期直接出口的難度較大。因為外交關係的建立不僅取決於經貿關係，而且與政治取向、意識形態等密切相關；大豆貿易的重要程度可能難以根本改變中巴(拉圭)關係的現有格局③。再次，印度、玻利維亞、南非、意大利等國生產的大豆主要供國內消費，出口規模非常少，近期擴大對中國出口的難度很大。以2019年為例，儘管這四個國家的大豆產量較高，但除印度出口12萬噸外，其他三個國家的大豆出口量分別僅有1萬噸左右。

因此，在世界主要大豆出口國中，僅烏克蘭、加拿大和俄羅斯存在擴大對中國出口大豆的較大可能性(見表2)，但這些國家的潛在出口規模遠不足以取代美國對中國的大豆出口。2019年，烏克蘭、加拿大和俄羅斯的大豆產量分別為406萬噸、600萬噸和436萬噸，大豆出口量分別為191.6萬噸、401.3萬噸和89.5萬噸，無論是按“當年出口量減對中國出口量(剩餘空間1)”還是按“當年產量減對中國出口量(剩餘空間2)”進行測算，拓展這三個國家對中國出口的剩餘空間相較於美國對中國的大豆出口量，其規模都比較小。2019年，這三個國家的剩餘空間1和剩餘空間2合計分別為380.47萬噸和1140萬噸，分別僅為同年美國對中國大豆出口量(1701.46萬噸)的22.4％和67.0％，僅相當於2017年美國對中國大豆出口量(3285.41萬噸)的11.6％和34.7％。更何況，受利益驅動，這些國家出口的大豆難以全部流向中國，其生產的大豆還有很大一部分要用於國內消費。

短期內拓展大豆進口來源需承擔較高的額外成本

(一)從潛在國進口大豆的價格較高

在中美經貿摩擦爆發前，中國從加拿大、烏克蘭等國進口大豆的價格均高於從美國的進口價格④，例如2017年，中國從這兩個國家進口大豆的平均價格分別為433美元/噸和444美元/噸，而當年中國自美進口大豆的價格僅為424美元/噸。如果中國選擇從這兩個國家擴大大豆進口以滿足國內的部分需求，將付出較高的額外成本。

同時，儘管中美經貿摩擦的爆發導致中國自美國進口大豆的價格一度飆升至所有進口國中的最高價(見圖1)，但隨著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實施，中國已通過關稅排除審批實質取消對美豆加徵的額外關稅，中美大豆貿易價格將逐漸恢復至正常的水平。由圖1可知，如果不考慮中國對自美國進口大豆加徵關稅的情形，中國從巴西、阿根廷等國進口大豆的價格均高於自美國進口大豆的價格。例如2019年，中國從巴西和阿根廷進口大豆的平均價格分別達400美元/噸和407美元/噸，而當年中國自美國進口大豆的價格僅為393美元/噸。

基於巴西擁有較大的長期潛力，本文測算了中國從巴西進口大豆取代從美國進口大豆所需的額外成本。以2019年為參照，由於中國從巴西進口大豆的價格比從美國進口高7美元/噸⑤，按2019年中國從美國進口1700萬噸的規模計算，中國需要額外支付1.19億美元；如果按照正常貿易年份3000萬噸的規模估算，中國從巴西進口大豆比從美國進口要多支付2.10億美元。當然，這隻是初步測算，未考慮巴西大豆在中國市場上壟斷地位的提升、中美經貿關係的變化、中國大豆進口關稅的調整⑥等因素的影響。

註：為了使不同價格之間具有可比性，考慮到2018年和2019年為中美經貿摩擦的交鋒期，中國對自美國進口大豆加徵25％的關稅，“美國—加徵關稅”為加徵關稅後，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的價格。

資料來源：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ITC)。

圖1 近五年中國從各國進口大豆的價格(美元/噸)

此外，中國從俄羅斯進口大豆的價格大幅度低於從美國進口的價格，而且也是主要潛在進口國中的最低價(見圖1)。2018年，中國從俄羅斯進口大豆的平均價格為315美元/噸，大大低於自美國進口的價格(424美元/噸)。這與中俄兩國接壤，運輸成本低直接相關。但需要指出的是，俄羅斯大豆的年產量僅有400多萬噸、出口量不足100萬噸，只能部分地滿足中國市場的需求。

(二)增加國內大豆產量的難度不小

價格上，近五年國產大豆的銷區批發價比自美進口大豆的到岸價高45％～72％，價格優勢成為中國大量進口美國大豆的主要原因。數量上，在中美經貿摩擦爆發前的正常貿易年份⑦，中國每年僅生產1500萬噸左右的大豆，而從美國的大豆進口量達3000多萬噸，是國內產量的2倍多。按照中國2017年單位面積產量估算，如果從美國進口的大豆全部由國內生產，所需的新增耕地是現有播種面積的2.15倍(見表3)。考慮到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在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底線要求下，大豆在與其他糧食作物爭奪耕地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因此，通過提高國內大豆產量，較大幅度取代自美大豆進口的可能性不大。

中國大豆增產乏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大豆種植的比較收益低。與稻穀、小麥、玉米三大糧食作物相比，大豆種植的利潤和收益始終較低，部分年份的收益甚至不及三大主要糧食作物的一半(見表4)。雖然為了提高大豆產量，國家實施了大豆振興計劃，但仍舊難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從根本上扭轉大豆種植比較收益低的格局。崔戈等(2019)甚至認為，由於中國大豆種植利潤不高，再加上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和農業結構越來越“高值化”(轉向單位面積產值高的農產品，例如蔬菜、養殖、漁業)之間的矛盾，如若不是國家補貼政策的支撐，大豆的種植面積不僅不會增長，反而可能會下降。

長期內拓展大豆進口來源的潛力與不確定性並存

從長期來看，中國可拓展的大豆進口來源地包括：巴西、阿根廷、烏克蘭、加拿大、俄羅斯和玻利維亞⑧等國。

(一)潛在國增加大豆產量的土地充足，但投資巨大且容易受到生態環境的制約

根據周曙東等(2015)的研究，全球有20.57億公頃的耕地可供開發，其中可開發潛在耕地面積最大的國家是巴西。具體到中國拓展大豆進口來源的潛在國，這些國家均存在大面積的可開發耕地，如巴西、阿根廷和俄羅斯分別擁有17214.8萬公頃、5735.1萬公頃和7661.8萬公頃的可開發耕地(見表5)。在此基礎上，研究人員根據各國土地開發的法律政策、土地複種條件等估算了大豆的潛在產量，發現巴西和阿根廷的潛在大豆產量分別可達66154.09萬噸和23467.94萬噸，相當於各國現有大豆產量的5～6倍，而且單個國家的大豆產量都遠遠超過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的規模。

同時，本文將2017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3000多萬噸大豆，按照各潛在國已有播種面積的比例進行分配，估算了各國取代中國自美國進口大豆分別所需增加的耕地面積，發現新增耕地面積均不及各國可開發潛在耕地的1個百分點。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烏克蘭、加拿大和俄羅斯擴大對中國出口大豆的長期潛力較大，但這不僅取決於中國的採購價格是否合適，而且還需要很多投入。遠東地區是俄羅斯的大豆主產區，其自然和氣候條件惡劣，大量土地不適合農業生產，少量可用於大豆種植的土地已被租用，開發荒地或者從現有所有者手中租賃土地都需要不小的投資。另外，大豆生產所需的倉庫、設備等基礎設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投入。

另外，從生產層面看，巴西和阿根廷似乎具有擴大大豆種植進而增加對中國出口大豆的較大潛力，但這容易受到生態環境的制約。巴西大豆種植的迅速擴張，可能破壞當地生態環境，不利於可持續發展(劉明，2018)。因為擴大大豆種植需要開發草原和森林，這會毀壞亞馬孫河流域的叢林，大豆轉基因技術以及化肥、農藥的使用則會污染地下水源。同樣，阿根廷大豆免耕、熏蒸技術的大範圍運用，將導致種植大豆的農場土壤質量退化，還會危害人體健康(費里南多等，2020)。

而且，天氣變化對潛在國大豆產量及其對中國大豆出口的影響很大，增加了中國拓展大豆進口來源的不確定性。如2018年阿根廷遭受嚴重的乾旱，收穫期又碰上洪澇災害，導致大豆產量比上年驟然降低40％。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大多數肥沃土地位於河流流域，颱風襲擊頻繁。2020年，烏克蘭因為天氣不利，大豆產量前景堪憂。

(二)中國拓展大豆進口的運輸條件暢通，但容易受到相關國家貿易政策的影響

中國可拓展大豆進口的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玻利維亞等國位於美洲地區，大豆的遠洋運輸主要走兩條航線：北美西海岸—遠東、南美東海岸—遠東。馬士基航運公司(MAERSK)、地中海航運公司(MSC)、中海集運(CSCL)、中遠集運(COSCO)等各大船運公司的航線選擇較多，涉及大豆運輸的航線較為安全，而且大豆的國際海運都會投保，運輸條件有保障。此外，俄羅斯與中國接壤，運輸成本低；烏克蘭和俄羅斯均位於“一帶一路”沿線，隨著國家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中國與這些國家的設施聯通水平將不斷提升，大豆的貿易往來將更加暢通。

然而，按照2019年12月實施的《社會團結和生產振興》法案，阿根廷將大豆出口稅從25％提升至30％。阿根廷經濟部長還表示，阿方正尋求差別出口稅，意欲將大豆出口稅進一步提高至33％。而代表大豆、小麥和玉米行業的農業組織則聲明，新稅政策使阿根廷農業陷入困境。政府提高出口稅只會對稅收產生短暫影響，最直接的後果是影響農業生產和就業。因為阿根廷農產品會減產，並錯失出口良機。此外，由政府是否再次加稅產生的不確定性將嚴重打壓農戶的信心。

綜上所述，長期內可擴大對中國出口大豆的潛在國家有巴西、阿根廷、烏克蘭、加拿大、俄羅斯和玻利維亞等。從這些國家拓展大豆進口來源的潛力似乎很大，但風險和不確定性也很強。在相當程度上，這些潛力要轉化成中國從這些國家拓展大豆進口來源的現實還需要打些折扣，而且越是近期需要打的折扣就越多。總書記早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高瞻遠矚地提出“積極穩妥利用國際農產品市場和國外農業資源是一項長期戰略佈局……有必要積極穩妥擴大這一戰略佈局，但必須謀定而後動”“南美、非洲等雖然有大量可開墾的耕地，但需要大量投入，真見成效也需要一個過程。土地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個敏感問題”“推動農業走出去，要充分研判經濟、技術乃至政治上的風險，提高防範和應對能力”(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19)。對此應該深刻領悟，準確把握。

政策建議

前述分析表明，中國拓展大豆進口來源存在一定的長期可能性。為了將這種可能變為現實，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研究大豆貿易潛力，謀劃拓展來源的戰略佈局

在掌握拓展大豆進口來源長短期可能性的前提下，有必要結合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分析中國與巴西、阿根廷、烏克蘭、加拿大、俄羅斯和玻利維亞等國大豆貿易的潛力、風險及影響因素，提出中國從這些國家進口大豆的具體步驟，提前謀劃拓寬大豆進口的路徑。

(二)擴大海外農業投資，統籌構建全球大豆產業鏈

隨著中國大豆進口量的持續增加，南美洲作為全球大豆產業鏈的重點產區，逐漸成為中國海外耕地投資的重點(萬凱，2019)。但考慮到國內日益擴大的需求，今後在充分研究國外農業投資政策和糧商投資動向的基礎上，應該積極穩健地拓展對這些國家的農業投資，力爭將大豆需求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加快培育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農業企業，參與全球農業產業鏈佈局，增強大豆產業鏈抗風險能力。

(三)推進大豆振興計劃，努力增加國內大豆的產量

針對大豆種植比較收益偏低的現狀，應加大補貼力度和擴大玉米大豆輪作補助範圍，提高大豆種植利潤，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進而擴大種植面積。同時，加快推廣良種繁育和種植新技術，並通過推行高標準農田建設，提高大豆單產水平，進而增加大豆的產量，滿足國內大豆需求。

(四)構建進口預警機制，推進大豆進口渠道多元化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和未來可能存在的不確定性因素對大豆進口產生的潛在影響，有必要加強對大豆進口的預警監測，尤其是要對大豆進口價格的波動進行密切監控，以免加劇國內物價的波動。同時，需要拓寬進口渠道，除了擴大從巴西、阿根廷等傳統轉基因大豆主產國的進口外，還可擴大自俄羅斯、烏克蘭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口，通過推進進口渠道的多元化，降低大豆進口貿易風險，更好地滿足國內大豆需求。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應對中美經貿摩擦過程中，對美大豆加徵關稅、減少自美大豆進口能在、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作為制衡手段，要基於大豆的相關利益權衡，同時也要拓展視野，跳出大豆看大豆，從宏觀角度和戰略全局綜合把握。在此方面，也要有全局一盤棋的思考。有時，為了在全局上贏得主動，在大豆或其他局部領域付出必要的代價也是應該的。

註釋：

①2020年前兩個月，中國從美國進口大豆的數量大幅增加。中國自2019年9月1日起，對黃大豆等產品加徵5％的關稅；但自2020年2月14日起，對黃大豆加徵的關稅減半征收，這項措施顯然有利於擴大從美國的大豆進口。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2020年前9個月，中國大豆進口達到7452.9萬噸，較上年同期增加15.5％。

②需要提及的是，自2017年中美經貿摩擦加劇以來，巴拉圭有對中國出口大豆的事實，只是並未登記為巴拉圭的出口，而顯示為烏拉圭的出口。資料來源：巴拉圭確認對中國出口大豆，農產品期貨網，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agri/2018-04-27/doc-ifztkpip3500297.shtml,2018-04-27。

③限於專業，本文不便對此作出更多更準確的判斷。

④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中心(ITC)的統計，進口價格為CIF(Cost，Insurance and Freight)到岸價。

⑤此處不考慮中國對自美進口大豆加徵的關稅，因為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實施已排除對美豆加徵的關稅。

⑥按照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關於調整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措施的公告(稅委會公告[2020]1號)，自2020年2月14日13時01分起，自美進口大豆的加徵稅率由10％調整為5％。

⑦2018年和2019年為中美經貿摩擦爆發時期，中方對自美進口大豆一再加徵關稅，對大豆進口產生重要影響，因而這兩年的數據變動較大，與此前的數據不具有可比性，選取2017年的數據更為合理。

⑧2018年12月，中國與玻利維亞簽署《關於玻利維亞大豆輸華植物檢疫要求議定書》，標志著玻利維亞大豆可正式向中國出口。作為南美洲的大豆主產國之一，玻利維亞最近三年的大豆產量都接近300萬噸，可作為中國拓展大豆進口來源的重要渠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