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建道築格 ArchiDogs
廣州某立交橋下防止流浪者駐留的尖錐 ©China Hush
城市流浪者,是世界普遍的現象。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城市流浪者現象往往是由純市場主導的住房系統導致住房資源不均衡,政府對社會保障房介入不足。2018年的一項關於歐洲流浪者現象的調查揭示了歐洲國家流浪者數量呈快速上升的趨勢。其中,英格蘭高達169%,德國150%,愛爾蘭145%。
2016年歐洲國家居民在住宅上支出占總收入比例,以及與2010年相比較
在中國,城市流浪者絕大多數是從農村地區來到大城市外來務工的勞動力。雖然政府在通過設置愛心救助站來緩解流浪者的問題,但根本上是城市資源差距和戶籍制度的存在導致。
2019年農民工總量達到29077萬人,比上年增加241萬人,增長0.8%
不論在哪個國家,對於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城市裡的公共空間變成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地方,從謀生到起居,都在因為外界力量時刻變化著的。然而,近些年來,這些空間卻也正在被潛移默化地改造,變成對於他們充滿了敵意的地方。
作者|三水金
編輯|Yihan
01 流浪者是城市的游牧民
隱身,是流浪者唯一的生存方式。過街隧道,橋洞下,地鐵站入口,這些其實都經常是流浪者們的“卧室”。但是為了避免吸引註意力,選擇在白天時候消失,是最好的辦法。
流浪者的謀生,依賴於城市其他居民的資源。
香港麥當勞店內過夜的流浪者和剩下的食物
© New York Times
若有技能,流浪者在白天仍會為自己謀生,即使有些時候需要去餐廳搜集殘羹剩菜,運氣要靠餐廳經理的耐心和好心,但流浪者仍和乞丐是有差別的。
美國伯克利一快餐店為流浪者提供免費的食物 © Pete Rosos
“所以說,流浪者們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實際上需要構建起一套生存迴路,一個由許多不同地方,不同時效性的地點連接成的‘地圖’ [1]”
因此,本質上流浪者並不是低素質,會破壞公共設施的人,而實際上是相反,他們依靠公共空間和資源賴以生存,他們有策略,有計劃,會想盡一切辦法在“隱身”的前提下去生存和保護自己稀有的領域。
02 變得越來越不友好的城市
“城市只有是由每一個人共同建造的時候,它才有能力為每個人提供一些什麼。
簡·雅各布”
現實生活中,由於經濟驅動和政治利益的影響,越來越多城市公共空間實際上在被消費主義同質化:處處可見的萬達商場,高聳的高端住宅小區,有“營業時間”的公共廣場等。
紐約曼哈頓,倫佐·皮亞諾設計的校園的公共廣場有
“開放時間”
因此,在城市中出現的越來越多的“保護性社區”:社區或者公共空間僅限制於特定群體使用,劃定群體的標準可能是收入的高低,也有可能是年齡,性別,或是戶籍。公共空間被越來越多的私有化。
“保護性社區”最集中的城市,紐約
中國典型的商品小區開發模式,
“保護性社區”是為了保障房子價值
與此同時,在中國,與30年前不同的是,來到大城市務工的政策限制變松,公有住房的數量卻大大減少。迅速上升的非本地戶籍的勞動人員並不能順利地融入到當地,這一矛盾的激化大大增加了流浪者的數量。
對於絕大多數地區政府,為了城市經濟的發展,推動消費,秩序和乾凈是城市面貌追求的主要標準。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公共空間的掌權者越來越排斥流浪者的存在,驅逐和管制變成了主要手段。
03 當設計變成間接武器
在公共空間對流浪者進行驅逐和管制,並不意味著必須要使用暴力。公共空間中被用來排斥特定群體的手段既可以是潛移默化的。
“在建築學中,當一個地方只允許某個社會階層的人進入時,它就被稱為敵對建築。[2]”
敵對建築/設計通常指的是通過特定的設計,讓一些特定群體產生“不舒適,被束縛,不愉悅的感受,迫使他們無法產生特定的行為或者在特定的地點”,比如一些具有偽裝性長椅的設計。
日本“反流浪者”公共座椅
英國“反流浪者”公共座椅
其中最有名的恐怕是一款由傢具公司Factory Furniture製作的,名為Camden的長凳。它的外觀只是一款水泥長凳,但不同的傾斜面和凹凸不平的錶面很明顯不適合於躺下。
©Factory Furniture via Wikipedia
除此之外,設計公司稱不同的傾斜錶面是經過精細計算,不適合滑板運動的角度;沒有縫隙的拼接手法是為了避免藏毒交易;凳子夏季熱,冬季冷,不適合久坐等。這些種種設計,都是生成為了“預防犯罪”。
除此之外也不乏一些很明確的,具有排斥性的設計。(山東付費長椅,英國高檔公寓門口的尖錐,廣州橋下尖錐)
©Twitter user Chad Loder
山東某公園內的付費座椅,如若不付費則有尖錐冒出 ©Fabian Brunsing
實際上,為了防止“危險人員逗留,保障公共空間的安全”,有些政府不惜將公共設施從公共空間中完全撤出。
加拿大多倫多的“幽靈設施”公共空間 ©Jack Landau
“許多城市現在有的是‘幽靈設施‘。這種稀缺市政府出於減少預算,減少維護成本和防止破壞和逗留的手段。但是缺少長椅,缺少洗手間,缺少遮蔭的公共空間顯然並不舒適,並不是為人而設計的。
公共空間學者 Tara Chellew
04 誤區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解決流浪者的住房問題似乎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但住房問題涉及的資金,政策,決策方利益,和建造條件等方面的限制,並不是一朝一夕或是設計師一廂情願就可以實現的。緩解針對流浪者的“敵對公共空間設計”的第一步應是修正誤區和選擇立場。
除了最開始提到的對流浪者本身認識的誤區,設計師和公眾也應該意識到“敵對公共空間”進行的是無差別“攻擊”,傷害的並不單純是流浪者,是所有使用公共空間的人。
“(敵對公共空間)影響的往往是(除了)流浪者之外,青少年,低收入人群和邊緣化人群,或者是最開始並沒有被視為利益方的人群。
《不愉快的設計》 編者Selena Savic”
換句話說,任何群體都有可能被針對。每個人的身份和需求可能因為空間設計的意圖的不同而被忽視。
“設計讓生活變得更美好”是一個很常見的誤區,因為設計都是含有意圖的,含有意圖就代表著很難成為中性的存在。
2013年,加拿大一個廣告公司將公園座椅本身作為了一個打擊“反流浪者”設計的媒介。
當設計不再是中性的時候,實際上變成了設計師發揮創造力,溝通意圖的工具,以此來引導社會意識。不同於以往那些“看似平常”的敵對設計,真正善意的設計往往會看起來不那麼循規蹈矩,甚至有些偏激。
2012年,Urban Movement Design在羅馬MAXXI美術館廣場上設計了一個連續的瑜伽公共座椅。設計是由一系列的幫助身體放鬆和拉伸的瑜伽動作啟發,為了讓人們能夠在休息的同時關註身體儀態健康。
©Cecilia Florenza
哈佛大學的公共廣場上設置了17個如同人造景觀的公共座椅。公共座椅利用參數化設計和精確切割技術製造了符合坐姿高度,角度和姿勢的造型。
©Stoss Landscape Urbanism
設計難能中性,這就將問題引到了設計師的身上。或許在做到下一個作品的時候,設計師應該思考:
設計的意圖是什麼?
誰是設計的受益者?
哪個群體的利益會因為設計而受到傷害?
改變敵對公共空間註定是一個自下而上的過程,
因為自上而下只會追求秩序和整潔,
而引發這個改變需要的是質疑與嘗試。
這篇文章並不能為排斥流浪者的敵對公共空間指出可能的出路,
但是可以擴散一些社會意識,
提醒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需要的一些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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